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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说来，刘思革那老小子，并不是在危言耸听。记忆里模糊的画面，印证了他的话语——队伍里确确实实有人有问题，并且，现在已经开始撕破面具了。
那种恐慌，不是发毛一般的惊悚，也不是怪物惊出的恐惧，而是那种后知后觉、意料之外的震惊与惶恐。我实在没想到，刘思革说的“有问题”，会变成现实，会真实发生。而我，却一直被那个有问题的人，亲密陪伴，浑然不觉。
可问题是，四个人现在都还是好好的。如果我看到的是真切发生过的，那个人既然枪都掏出来了，为什么又没有开枪呢？
王军英这个时候抽完了烟，往我走来。这一转身，我的视线中心，直接落到了他的腰间。因为腰间挂得有褐黄色的手枪皮套。我清晰的记得，那个掏枪人的动作，是摸向腰间，然后打直手臂，绝对是拿手枪的动作。
王军英和我对视一眼，忽然眼神一闪，想到了什么。他摸出一包烟，坐到我身旁，然后递给我一支：“在你包里找的，都打湿了，现在勉强烤了干，能抽，就是呛嘴。”
我心神不宁的接过香烟，放进嘴里。他打亮一根火柴，替我点了燃。
香烟带着奇怪的口感，过了一遍肺。这下子，惊呆一片的脑袋，还算回了点儿神。王军英问我：“要不起来走走？”
我摇头吐烟：“再等会儿。”
如果说第一次听到刘思革说出“有问题”的消息，我还能抱着半片疑心，去“公正客观”的分析这些战友，但到了现在，历经了那么多艰险，我早已把身边的三个人，当做了赖以靠立、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。那种疑心，说什么都生不起来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震惊到恐慌的原因。
王军英点点头，然后默不作声的搭手上膝，安静的坐在我身旁。
旗娃，邓鸿超，王军英。如今队伍里就剩四个人，他们之中，有谁会做出掏枪射杀战友的举动呢？你要我猜忌一个，真还说不出来。
但是，除非记忆是假的，否则那就是真切发生过的事实。抽着烟，哪怕我对他们有再多的感情，也不免动起猜忌心，开始排除起来。
顺着画面里的信息一想，那个有问题的人，虽然面目不清，但也找得到一些线索。首先，那段模糊的记忆里，掏枪的那个人，是掏的手枪，我看了看我的武装带，还原封不动的拴在腰间，手枪也还在。如果记得不错，在经历了地下河涨水后，大家的武器都受了损伤，全队伍只有王军英，我，还有邓鸿超的手枪保留了下来。
这样一来，旗娃那小子，应该可以排除掉。
一路过来，折损了两人，我自己肯定不会是有问题的，那么这个条件一出，有问题的那个人，必定在王军英和邓鸿超之间。因为只有他俩的腰间，还挂着明晃晃的手枪。
但这个排除，有些太简单，太突然，我甚至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他俩，怎么会是他俩，我实在想象不出，这两个人之中，有谁会掏出手枪来对向战友！当时那样子，摆明了不是作乐，而是准备背后偷袭，快枪杀人。
那一刻，我才真正体会到“人心隔肚皮这句话”。若不是碰巧见到了那掏枪的画面，我又怎会想到，被我当作亲密手足的三人中，有那么一个，戴了那么久的面具，想着要灭其他人的口？
二选一，就算猜不出准确结果，但这个二分之一的概率，已经让我相当惶恐了。因为，坐在我身旁的王军英，就有那么百分之五十的可能，是掏枪的那个人。我开始不断回想起出发以来，关于王军英这个人的种种画面。
从刚才对我的关切，到天坑里的英勇相救，再到出发之时的那个闷头副班长，这个人，虽然性格古怪，但似乎也找不出多大的问题。试想，他如果有问题，那为什么还要在天坑里出手救咱们呢？
他作为这个队伍里技能最为过硬的队员，如果暗杀咱们的想法，早就有一万次机会下手了。
不对，想到这里，我似乎揪住了问题所在。
也许，那个有问题的人，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。他之所以会费心伪装，挑定现在才露出马脚，肯定是故意而为的。我脑袋里了解的信息不多，如果要我想出一个灭口的动机，那还是和之前一样，他一定是通过我不清楚的方式混进了队伍，然后想法设法的，阻挡这次任务。
所以说，就跟我之前在天坑里猜测的一样，有问题那个人，之所以没有早早下手，是因为时机还未到。他一定是想借着队伍的力量，寻找到任务的位置，再撕破面具，暗杀他人。
而现在，任务的地点到了，留着我们再无任何意义，便准备掏枪灭口。这是我的猜想。
听起来这有些合理，但换个思路的话，也有些不对啊。如果说他的目的是阻拦这次任务的成功，那么他也没任何理由，一路跋涉至任务地点，再下杀手。如果真要有这个想法，那么他的动机，恐怕不只是杀人灭口、阻拦任务这么简单。
香烟不知不觉抽了一半，而我，运转着刚还清醒的脑袋，越想越离谱。身旁的王军英，在坐着发愣，他不知道，我的心脏已经猛烈跳动起来，甚至已经将手掌，往枪把子上靠近了些。
关于这场任务，实质上李科长并未向我们提多少。神秘兮兮的宣誓，意义不明的任务，都是令人生疑的点。李科长当时说，我们的任务不过两样，一是保证邓鸿超的安全，二是寻找老前辈的下落。
而邓鸿超那里，则有我们不知道的任务。他只是含糊的向我们说明过，要来取什么东西走。至于说这次任务有多重要，我不清楚，只知道它肯定有那么点儿重要，否则不会专程把我们挑出来，坐飞机，住招待所。
也许，问题就在这里。
假如我以上的推断不幸言中，那么这个有问题的人，绝对不会是仅仅要阻拦任务那么简单。他要背后捅刀，不会等到现在，瞧瞧，路都走到了这儿，等到现在来灭掉了口，还得费心苦力的寻找出路，原路返回。不可能，他能毫无破绽的在队伍里潜伏那么久，就说明他脑袋不笨，甚至比我们聪明不少。他没理由这样做。
之所以要等到现在下手，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。他想通过队伍之力，寻找到任务地点，现在任务地点如愿找到了，灭口的原因也许是——他想独揽下所有功绩。
这个半生不熟的结论，犹如一个重锤，实实的敲在我的脑门上。这样的话，心肠未免有些太黑了吧！王军英是这样的人吗？我看不像，但见过那翻画面后，谁也不敢保证。说起来，自从黄班长牺牲后，自从摸到苏联人的蛛丝马迹后，王军英这个人，就开始有些怪了。
我丢掉烟头，又细细回想起来。的确是，就像我之前提过的那样，他到了这里之后，比以前更闷，脸色比以前更冷，时时刻刻都像惦记着什么心事。我结合起之前的猜想，又想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来。
会不会是这人看到黄班长牺牲后，贪心一起，想借这次任务领功，升官发财？还别说，这个还真有可能。毕竟，大家也就处于一个临时编制里，真要丢开一切，在利益层面讲感情，恐怕也没多少可以讲。
王军英这个人，闷里闷气，有限的人生经验告诉我，这种发闷的人，只要不是脑袋瓜子笨，就必定是脑袋里想法多。文革里，关于人性的丑恶，我见得多了，他这种闷生，很多时候是最危险的。
但问题也随之出来了：军功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，不是说灭掉其他人的口，就可以积攒起来的。那个人就算不灭口，跟咱们一道顺利回国，也可以敲锣打鼓顺利领奖啊。
一路想下来，记忆里那个模糊的画面，不自觉的就换上了王军英掏枪的清晰动作。不对，二分之一的概率，我不能这么先入为主，应该全方位的考虑。一轮推理下来，这个刚还清醒的脑袋，也开始力不从心，昏昏沉沉了。
恰在这时，一旁沉默的王军英，忽然找我聊了起来。但是，以他的性格，是不会找人聊闲天的，他只是客观的向我陈述了一下，在我昏迷这段时间，他们所做过的事情。
表面上我静静听着他的画，内心里却是停不下来的猜忌，之前对刘思革的那种感觉，又回到了脑袋里——我很烦这种感觉。
但是，我也只能在他的满语中，假意活动身体，时刻盯防他的举动。谁知道他会不会突然掏出手枪，往我心口，用力的开上一枪呢？
王军英说，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，他和邓鸿超一起，去打探了一下前方的情况。邓鸿超很确定，这地方就是咱们的目的地。结果虽然是好的，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两个问题。最重要的一个，是咱们完成任务后，该怎么回去。
按任务的原安排，我们应该是像当年的考察队那样，用旗娃包里的爆破工具，破开上层的水泥，然后再吊降下来。可现在的情况是，我们用了“一次性”的侥幸方式，意外的到达了这里。之所以称其为“一次性”，就是说想要按着原路返回，根本不可能。
而考察队当年破开的洞，恐怕已经被水泥封了回去。就算是没有，我们也不可能凭空飞上这个溶洞的顶端。所以，问题很严峻，我们虽然如愿到达了任务终点站，但能不能顺利走出这里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
更严峻的是，我们赖以生存的背囊，里面的物资也不太够分配了。如果不能早些找到出口，那背囊里剩余的食物，很难支撑我们走回国。所以，性命攸关面前，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。
于是，王军英和邓鸿超，在探路结束后，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。
王军英的意思是，现在剩余的物资不多，结合具体情况，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探洞，只能把任务缩减，带回邓鸿超要找的东西就算完事。并且，我们找到出口的时间，是未知的，谁也不知道会在这地底下待多久。
加上当时的我生死未卜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醒得过来。他认为，可以让邓鸿超和他一起下洞，留下旗娃在上面照料我。东西找到了，再待我苏醒，寻找出路。
但邓鸿超，却拒绝了这个看似合理的建议。他觉得，洞下面的情况是未知的，两个人下去有些太冒险，我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，不应该将人员分散。一个是队伍的领导，一个是队伍的核心，就在两人说夺不下时，我的咳嗽声，让他们各自都退了一步。
“嗯。”邓鸿超没有睡着，而是在闭眼静听。王军英说完之后，他应了一声。
“所以，现在等你精神了，咱们再出发。”他说。
王军英的讲述中，我一直都战战兢兢，留察着他的动作。不过他这样一说，倒还是让我揪住了另一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