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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像是一条暗绿色的长布条子，它取下眼镜儿，用布条子，在头上裹了裹，裹成一个仅露出两个眼洞的头套。这样一来，那张狰狞的面目，总算是挡在了布条之下。接着，怪人将眼镜儿卡嵌进布裹中，然后走到床前，捡走床上的书，他拍了拍床单，声音隔着布条，从他口里传了出来：“坐，坐吧，坐这儿。”
头上裹着一个布条，外面挂着一黑框眼镜，配合起一身的军大衣，让他看起来很奇怪。狰狞的面目，一下子变得有些好笑了。
事实上，经过一番磨难过来，咱们这一身，并不干净。崭新的迷彩服早已破破烂烂，那处浸着血块，这处破了个大洞，浑身都是脏兮兮的。他这热心的举动，倒是让我们有些不好意思，有些尴尬。
一年半月不洗澡的侦察兵，哪好意思往人家床上坐，大家只是把背囊放到地上，以回应他的热情。
“咋还有电灯呢？”旗娃抬起头，觉得头顶的东西最稀奇。
“这里有电站，”怪人走向那房屋中间的木桌子，“电路都还完好，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个时候。”
我这才注意到，这个高个子，一身都是军装，连脚上也踩的是一双铮亮的长皮靴。如果不是他长着一张怪脸，如果不是他口里蹦出的中国话，这身打扮，完全就是个苏联军官啊。
“电站？”旗娃看向邓鸿超，“就是之前那个啥自动化？”
邓鸿超没有理他，而是一脸沉默的看着室内陈设。一旁的王军英，也是缓踩着步子，打量着这个不太真实的光亮房间。
由于身体隐隐犯疼，我便丢下防毒面具，靠着床脚，蹲坐了下来。而那个裹着一头绿布的怪人，走到那个堆满书籍纸张的书桌后，就在翻找着什么东西，不再理会我们。我们几个，就这样被尴尬的晾晒在一旁。直到他找到个本子，翻了几页，然后又跑到墙上的刻痕前，望着它们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“现在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“现在是一九八四年，还是一九八五年？”
“八四。”邓鸿超靠到墙上，活动着肩膀，简短的答了一句。
那怪人凝停了一阵，然后点点头。他伸出手腕，像是在给手腕上的表上发条。
“老伙计，差得不远。”他对着手表，自言自语的慢步走回书桌，将手里的本子丢了下。
瞧这室内的陈设，这里肯定就是他的栖身之所了。难道说，他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面，住了十八年？
怪人站到桌前，转过身，默默的打量着我们。如果真是有十八年，那么他现在的心情，我是无法体谅的。果不其然，一阵凝望后，那黑框眼镜下的眼洞，似乎湿润了起来。他抬了一下手，指着我们，语气低沉：“八四年了，军装都换了。”
那手上，似乎也有奇怪而又扭曲的肌肉。
“毛主席呢，毛主席他老人家，还好吗？”他忽然又问。
“毛主席啊，毛主席早就去了，”旗娃也一下坐到了背囊上，“算算，那时候我都还小，得有个七八年了吧！”
怪人似乎也并不太惊讶，他转而问道：“那现在是谁在任主席？”
这问题不免有些好笑，我忍不住笑道：“主席倒是多，不过现在不兴主席了，毛主席只有一个，现在管事儿的，是军委主席。”
如果这下面待了十八年，哪里会知道国家大地上遭受过的动荡。他更不会知道，现在的国家，和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。
“军委主席？”布条底下的声音疑惑了一下，“是谁？”
我答出了一个名字。
然后，那人低着头，应了一声，想了一阵子。脑袋裹着布条，自然是不好受的，只见他将布条理了理，以便能供口鼻呼吸。
“就你们四个人？其他人呢，其他人在上面吗？”他又问。
问题一出，四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。其他人，哪来的其他人？
王军英冷冷的答道：“就四个，没多的。”
“四个？”他疑惑的向前一步，“就派你们四个人过来？”
这话倒是有些奇怪了，四个怎么了？这四个人，都还是历经了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到这儿来的！他这句话，倒还像是在嫌弃四个人不够凑排场。
“你们是哪个部队？”他随之又问。
“侦察部队。”王军英简略的回答道。
“侦察部队？”他听起来很惊讶，连腰都弯下了几寸，“怎么会是侦察部队？”
王军英噎住了口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“我说，”旗娃哭笑不得，“您这真还是一个人憋了十八年。”
其实，如果黄班长还在，现在前去与他交涉的人，不应该是我们。有的话，应该是黄班长去说。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个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当年的考察队员了。更可以断定，他是真的在下面住了十八年。
十八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下边儿没有收音机，没有电视，大量的信息必定堵塞不通。我们暂且不问他是怎么熬过来的，首先的一点，他脑袋里的信息与认知，肯定还停留在十八年前。
而这期间的变化，哪里能用一两句话可以交待得清。王军英虽然作为队伍领导，但以他的性格，很难用言语解释得清。于是，我自告奋勇的，当起了队伍的“喉舌”，慢慢向他弥补道来。
那感觉很奇妙，面前这个人，是同类，他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星球，但信息的隔绝，让他成为了彻彻底底的怪人。而这种感觉，在许多年前，在陶渊明的那篇《桃花源记》中，就已经用简短的古文描写过。
“自云先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，不复出焉，遂与外人间隔。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，皆叹惋。“
这个与世隔绝的考察队员，就像那桃花源中的先民一样，不知何事，不知何世。不过，我没有提及那浩荡的十年，也没有提及他们被错判的坏名声。我不知道自己的表述是否清晰正确，但话语间，不经意提到的，关于时代的改变，关于体制的变化，关于现今的改革，让他靠坐在桌子上，低头发愣。
他也不会想到，我们差点儿跟老大哥掐起了架。他更不会想到，当年的“同志加兄弟”，如今反目成仇，大打出手，进入了战争状态。
话语讲完，那人就站在桌子前，呆呆的发愣。一股脑的信息灌过去，估计得让他消化一阵子。
“你说现在在打仗？”他问。
“嗯，”我答，“咱们穿越了敌区，才来到这里。”
昏黄的灯光下，五个人，对立着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。
“这儿，就你一个人？”邓鸿超也蹲坐下来，问了他一句。
“对，”旗娃也说，“不是讲失踪了三个人吗，现在看来，这不算失踪啊，都好好待着呢！其他两个呢？”
“失踪？”沉默的他突然抬起头来，“什么失踪？”
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对，我便问他：“当年来这里的考察队，你就是其中一员吧？”
“是。”他点头。那黑框眼镜下面的眼神，忽而疑闪起来，看起来，他对我们的话语很惊奇。
“那就对了，”我说，“当年在这下面，不是说有三个队员失踪了吗，你肯定就是其中一个了。”
如果不是，那他又是谁呢？
“失踪？”他突然有些愤慨的笑了一声，“谁告诉你们的？”
这一问，倒是把我们问住了。不是失踪，那你干嘛会出现在这儿？但这句话，倒是让我脑回路一转，明白过来什么。难道说，我们接收到的信息，也许并不真实，有偏差。因为他的意思很明显，他不是因为什么失踪，才出现在这里的。
似乎说来，黄班长讲的那个故事里，另有隐情。
见我们迟迟不答，他又说：“来，你们都听到些什么，说来我听听。”
四个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作答。旗娃手用拍了拍我，道：“建国哥，你嘴巴好说，给他讲讲，这还有假冒的不成！”
我理了理思路，然后用了大概三十个陈述句子，将那些留存在脑袋中的故事情节，从考察队入越，到队员离奇失踪，讲给了面前这位亲历者听了听。
“最后，国家没有忘记你们，我们收到命令，来寻找你们的下落。”我结束了话语。
说完，我们看向他，等着他的反应。那人又在原地缓了一会儿，然后冷笑一声。他动着腿，一瘸一拐的走到桌子后边儿，拉过椅子坐下。
“错了，你们说错了。”他倚靠在椅子上，望着头顶的灯泡，“哪来的失踪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踪。”
这话，让我们不自觉的惊诧而瞪大双眼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盯着灯泡，继续说：“我啊，是被他们留在这里的。”
还没来得及震惊，还没来得及冒出问题，这位面缠布条的老前辈，就呆呆的望着头顶的灯泡，继而吐露出了当年的真相。静谧的地下，昏黄的灯光，平缓的话语，带着千里寻来的四个人，回到了那个时空里。
我没有想到，事情竟然会是这样。
这位老前辈姓杨，当年身居考察队的领导层，也就是最精通苏联话的那一位。前面的故事，跟黄班长说的没什么出入。考察队出国、入越、探路，再找到这里，都是差不多的描述。有出入的地方，就在那个故事的结尾。
当时他们从地底捞出资料后，就马不停蹄的开始翻译资料。翻译到凌晨，他们有了一些结果。苏联人不仅仅是单程的在这里挖洞，在地底下，好像是一个综合类型的研究场所。就他们找到的资料来看，苏联人在这里的目的，一部分跟生化武器有关。
但资料捞得不够多，要找到接下来的线索，恐怕需要再下去一趟才能找到。但那个时候已是凌晨，工兵班与考察队都已经睡下，要组织队伍下洞，只能等到天明。可是，急不可耐的三个人，哪里等得下去，他们当即决定，不用兴师动众，就吊三个人下去。
站岗的工兵战士正在打盹呢，杨前辈叫醒了他，说明了意思，就让工兵战士放他们下去。就像我们之前了解到的那样，工兵战士恪尽职守，希望得到陈班长的同意，但论起等级来，这三个人才是考察队的领导。
一翻劝说下，工兵战士只好放行。他们约定，最迟三小时之内，就会回来。
他们回到了那个资料室，收捡好了剩余的资料。可是当天的初次探洞，被那一堆恐怖骸骨搞得草草收队，更下面的情况一概不知。一番商量，三个人就在这阴森的地底下，做出了大胆的决定，他们想再深入一点儿，探一探更下层的平台。